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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人容易罪己难

崇祯可能是中国帝王谱系中最为倒霉的皇帝之一,他接手时大明江山已是一片风雨飘摇。天灾人祸可谓不断,天下事几近糜烂。但这不意味-切都已经绝望,事实上他本人也没有绝望。但是,他的治国方略使人难以恭维,在位十七年,任用宰相多达五十。放手使用宦官,诛杀了尚可与清抗衡的袁崇焕。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改革,即位之初就采纳了刘懋的馊点子:裁削驿站,据说可省金钱数十万。结果陕西大饥,花银十万两也不能解决问题,失了驿站生计者也就相聚为盗,在葬送明朝江山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。诚如计六奇在《明季北略》中所说:祖宗设立驿站,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,使之肩挑背负,耗其精力,糊其口腹,使不敢为非,原有妙用,只须汰其滥矣。何至刻意裁削,驱贫民而为盗乎?

  驿站的设立可能也不仅仅是为了笼络有力之人,驿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权运转中所应有的一个层面。仅仅为了节约开支,将其一概裁削,必然会造成大批有力之人失业。失业者不造反谁造反?这样的政策使明朝经济没有丝毫好转。在崇祯末年,为抵挡清兵,也就拿出了内帑钱数万。每个守城的士兵所能领到的也就是二十钱。士兵发牢骚说这钱只能买五六个烧饼。到后来连买烧饼钱也不发,直接使京中富家出钱养兵,百金之家出银五钱。就是妓家也要出五钱。崇祯自己说:“一家岂无二三妓?其家故可出五钱。”最为怪异的是,不能说皇帝手上没钱,因为史料记载,李自成破城后,取十七库银而去。如此政治,如此经济,明之灭亡真算得上不察而烛。

  可以说崇祯在很大程度如同一只破船的船长,不作任何修补,一味地向着黑暗前进。就是这样一位帝王,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,也曾想过要聚拢人心,也曾想过要通过罪己的办法重新振作。

  然而,今天去看崇祯的罪己诏会深深感到罪人容易罪己难。崇祯七年十月,因为义军逼凤阳,直接威胁到了皇陵龙脉,而各路官军不是观望则是淫掠。为保皇陵,崇祯不得已下诏罪己。这个罪己诏并不是说自己有多大的罪过,只说自己“不期倚用匪人”,也就是用人不当。不仅开脱了自己,也把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。这种思路其实是他一贯的理念,否则他也不会说:苟群臣殚心为国,朕何事乎内臣。

  比崇祯早600多年的宋太宗在位时曾因蜀中乱后也下过“罪己诏”,其思路几乎与崇祯如出一辙。“朕委任非当,烛理不明,致彼亲民之官,不以惠和为政……”史官认为这是引咎深切,实际细看不难发现,责任全在别人,自己至多就是用人不当。都是那些一线直接和百姓打交道的官员的错,他们不能惠民,不知和谐。这样的“罪己诏”与其说是罪己不如说是罪人。这才叫罪人容易罪己难。

  皇上虽然消失了,但贪官并没有消失。今天我们看不到“罪己诏”,却可以看到贪官入狱后的悔过书。

  不同的是罪己诏都是别人代笔,悔过书都是贪官亲书。无论是代笔还是亲书,思路惊人相似,都是别人的错,全是别人的过。

  “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”是一些贪官悔过的常用语。入狱后还要狠狠地侮辱老百姓。老百姓中有几个如此贪得无厌的?有几个包二奶三奶的?“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”是贪官爱说的又一理由。社会风气良否,首先得看官场风气良否。腐败者大刮关系风、人情风、裙带风,搞坏了风气反说受风气影响,诿过于人和社会风气,仿佛腐败的不是他自己,而是别人让他走上了腐败的路。“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”。则是对比尔·盖茨这类资产阶级人物的蔑视和侮辱。

  而诿过于入早已不再是贪官悔过书的专利,单位层面,一出事全是临时工的错。这岂是耻感的失落?这是昏庸皇帝罪人容易罪己难的翻版。所以贪官不会有犯罪感,出事只会使他们深感冤枉。

  一个没了“羞耻感”的人会怎样?一个没了“羞耻感”的社会会怎样?《金瓶梅》对此描绘得很清楚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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